我16岁才开始学围棋，以前一直下象棋，也曾获得过长沙市甲级棋手称号。初中毕业，暑日漫长，常以象棋伴炎日，也觉有趣。
    一日，在湘春路工人文化宫偶见当时象棋名家陆礼恺与人围棋对弈，绿樟蔽日，石登生凉，陆先生折扇轻摇。香茗沁脾，石桌上黑白交映，栩栩如生，加之陆先生妙语连珠，不时有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”（连扳）、“洗果孙”（损）、“皇帝他妈——太后”（太厚）等戏谑之语，不觉横生兴趣，遂生弃象棋习围棋之念。
当时长沙的象棋名家李定一、陆礼恺、伍志勇均会围棋，我曾向伍表示要随他研习围棋之道。伍答：“围棋太精深，我辈仅只是偶尔玩玩。臭棋遍盘舞，俗手满天飞。可以陪你下下，教是不敢当的。”
愈是如此，愈觉围棋神秘，愈下必习之心。
    一周之内，遂打听得如下消息。
    长沙围棋名家以郑定远、张名世、姜振英最负盛名，均代表湖南参加过全国围棋大赛，而其中郑定远更是了得，曾获得全国赛第五名。
    长沙下棋场所，当时有松桂园惜字公庄的市政协及省、市参事室，可惜那等场所非我辈可以问津。
此外，便只有史姓老者在县府坪开设的一家小小茶室。棋友们常在那里对弈。
以我当年连数气都不会的门外汉，当然不可能与郑定远等名家亲近，以我贫寒的家庭背景，也不可能出入政协参事室，唯一的选择，便只有去县府坪偷师学艺了。
    县府坪棋室房分两间，内间八仙桌，木制靠背椅、云子、玻璃杯，按当时的条件，设施近乎奢侈，但等闲人不得进，那是专门接待郑定远、张名世等高手的处所。
    外间长条桌两排，布长条凳，摆玻璃子，倒也能容得下三、二十人，我便挤在里面，开始了我的围棋之路。
也许我对围棋有些灵性，不到两个月，就可以受九子与伍智勇等人下下了。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，对我的习弈之路影响至深。
    一是终于有幸见到郑定远，张名世连决而来。郑先生墨镜皮履，白衬衫，吊带西裤，面容清峻，言辞脆利，典型西洋绅士范。而张先生中式长衫，瘦高，面慈，状若旧儒生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县府坪这样的陋巷，见到如此装束的人物，心中正是仰慕莫名了。
    一是结识了小我4岁的梁鹤年（2012年已逝），并成我终身的棋伴、棋友、棋师。他是明德中学数学名师梁实求之子，父会围棋。子从父教。其时围棋水平已初具规模。授9子，我勉强可以招架。后来其远赴云南，终成职业七段，而其让子棋的功力，国内驰名。我也因与他对弈近20年，局数达数千盘，终成长沙业余名手，并曾夺1978年省运会冠军，有近10年之久，省内鲜有对手。
    我的棋艺是怎么长进的？回想起来，只有一个字：下！
    县府坪茶社下棋者众多，品流复杂，但有一共同点，即对围棋十分喜爱。印象最深的有2人：一为罗儒中，此老现仍健在，且嗜棋如命，70多岁高龄仍多次获湖南老年人围棋赛冠军。当年他午饭后入室，不至深夜不归，晚餐即以烤红薯之类对付，每天5盘10盘，下得天昏地暗，当年即下到了准一流的程度。一为龚姓搬运工人，住史老者隔壁，工余餐后，看会围棋，便每晚必至。其人孔武有力，少识字，行棋如其白天工作般卖力，人称龚蛮子，也下到了准二流的程度。
    我当年学棋，逢人即摆9子，因象棋水平不错，认识人多。瞄着别人高兴时，即迅速上前，快摆9子，辅以口中嘀咕：指教一盘。每天倒也能捞得三、二盘对弈机会。半年多下来，以任志勇先生的水平为尺度，也下到了二子有抗挡的程度。
    有人会问，为何光下，不多看些棋书棋谱？进步当会快得多。却不知上世纪60年代，5、6分钱可以美餐一顿上盖4大片牛肉的面条，谁会花3、2角钱去买棋书？再者，即令想买，哪里有卖？我当年看到的第一张棋谱，是毛边纸的手抄本，日本秀策的对局谱。上面笔筒盖圈，用毛笔分朱黑两色。以中文数字绘制，旁有小楷注释，貌虽简陋，实则精细，不亚于一件艺术品。这些资料，我至今仍珍藏着。倘用以励志，是上好的教材。
    我看到的第一本印刷棋谱，是一本日文版的死活题集。鹤年不知用了什么心机，从当年一郭姓老人（好像叫郭西园）手中获得，书用纸盒装，可分可合。当时一见，如获至宝。逐与鹤年各分20余页。半月后再交换研读。
总之，当年资讯蔽塞，书籍匮缺。要想长棋，只有多下多练，熟能生巧，熟能生慧。
    即令到了资讯发达，棋书盈天的今天，多下多练仍是长棋的不二选择。以周睿羊等为代表的职业棋手，世界冠军，谁每年不是几百上千盘上的在网上练，以马天放（网名：育红小学）为代表的业余顶尖高手，更是以网练为唯一途径，更不用说当年在网络上力压中韩高手，震惊世界棋坛，网名“龙飞虎”的传奇人物了。
    1965年左右，县府坪茶室不知什么原因关张。失去了可以来去自便的公共场所对弈。棋迷们便觉惶惶了。所幸觅得了地处蔡锷北路的一家一楼饭菜，二楼品茗名曰“四海春”的场所。经与老板协商，同意棋友聚会，茶资5分，自带棋具。我真正长棋便从这里开始。
    当时我住的红墙巷，鹤年住老三中宿舍，离四海春极近。加之四海春楼面宽润，足以容得下20台棋，且场面装饰不辱雅斯。吸引得全长沙中高级水平的棋手蜂拥而至。
    我通过观看高手对弈，心中时有所悟，逐渐脱离了在县府坪习得的胡缠蛮搅的下等境界，学会了“趣向”、“场合”等高手术语。那时有高棋看、看棋，否则，便与鹤年一天能下得上十数盘。加之巧遇恩师张名世，不时有其姐自香港寄来的日本“棋道”、“围棋俱乐部”等杂志书籍学习，学棋渐入佳境，棋艺也突飞猛进。
有一件小事，足已说明我当时进步之快。张老师自四海春见我下棋后，嘱我每周一次去他家下棋。当时我实力已到与张可以受4子对局了。但老派棋手，棋份要足，我从受9子下起，每周升1子。8周以后打过两子，从此再没和张老师下过棋。但张老师每月交我几本日本最新的棋谱杂志，让我受益匪浅。这些杂志我至今一直珍藏着。技术是早已过时。但张老师对我的关爱提携，终生不敢或忘。
    再说一件足以印证棋是下出来的逸事。主角便是我与鹤年。
    鹤年其时长沙早已无对手。仅我可以让先抵挡。久之双方均觉进步停滞。鹤年便提出，他要外出会会各地高手，说不定回来后可以把我打到4子，我不太相信，他真去了。无川资爬火车而去。第一趟去了武汉，据告除当时武汉第一高手黄新洲势均力敌外，余彭时佳郝氏兄弟等，均折服其下。鹤年月余返长。果然把我打到4子，但仅两个月功夫，我便又升至让先。这两个月下了多少盘棋，真是数不清。
    鹤年坐不住了，第二趟拟去上海，准知爬错了方向，在广州转了一圈。广州当时的教练为袁兆骧（原长沙水利学校老师），他与门下弟子均下不过鹤年，半月而返，鹤年对我依然只能让先。鹤年第三趟去的上海，两月后返长又把我降到4子，总之，期间鹤年外出不下七、八次，每次返长，我便与之从4子到让先转一个来回。
 真正把我打到让先负多胜少，又无法将我完全定格在两子的时候，是鹤年去北京国家队集训一年多返长。当年长沙有位品德俱佳的爱好者唐粹先生，对鹤年爱护有加，鹤年在北京，即住在其兄家（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）。由他出面，邀约我与鹤年下分先十番棋。战绩我当然惨目忍睹，9负1胜，胜局还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与鹤年的兄弟情谊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与鹤年完全下到让先。
     我不厌其烦地写与鹤年围棋对抗的过程，目的明瞭。即想以我与鹤年的长棋经历，印证一件事情，围棋只要有十分喜爱，些许悟性，多下多练，再辅以看书打谱，纵然缺乏明师，下到业余顶尖高手的程度也是完全可行的。
 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比赛时再也没有拿冠军的时候（其问虽也代表湖南参加过第一届晚报杯及全国职业围棋大赛），便彻底放弃了比赛，转而钻到别的兴趣爱好上了。直至1998年，好友杨志存先生建议我开办棋校，为湖南的围棋事业作份贡献。我遂于1998年底开设了湖南省青少年围棋实战教室，不觉教棋课徒又有15年。
    开办棋校时即命名为实战教室，是因为我自己及梁鹤年先生棋艺进步的亲身经历悟出的一个道理：棋是下出来的。
   果不其然，90年代以后，曾经自诩为围棋正统的日本围棋被强横韩流冲击得溃不成军，直至今日仍难有出彩表现，中国围棋因早先受日本影响，也曾是一冠难求，直至北京各道场注重实战，讲究力量，训练以实战为主，辅以死活训练，十年磨剑，以战制战，才开创出如今夺冠如探囊取物的壮观局面。